惠英红
在惠英红的世界里,非黑即白,没有灰色地带。换言之,要不就做到满分和无可替代,要不就转身离去,她不喜欢将就的姿态。
她的紧张往往缘自于此。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上,她凭《翠丝》再次获得“最佳女配角”——她的第五座金像奖奖杯,而去年,她凭《幸运是我》和《血观音》两部作品先后拿下香港金像奖和台湾金马奖两个影后。不到两年的时间,三部作品,三个华语电影的最高奖项,她已经创下一种纪录也成为一种标杆,可还是无法做到心静如水。
得失心是在颁奖典礼那天早上突然冒出来的。起床后她照例煮咖啡,一抬头,正好看到电视在播颁奖的预告。“会不会又是你?”她心里有个声音在轻轻地问。“算了,应该是给年轻人的机会。”又有一个声音接着答。她不信每次机会都属于自己,如果一起入围的演员中有实力更胜一筹的,她心服口服,但这一次,她觉得自己真的不错。“虽然得奖有些运气的成分,但如果输了,我会有点不甘心,觉得丢脸。其实多一个奖对我来说没什么帮助,也没什么影响,但人生要一直往前走、给自己点压力,演员看的永远是现在这一部戏的表现。”
每一个入围者都很出色,后来她想,自己最终还是赢在了经历。“那个角色很‘宽’,也加载了我本身的经历在里面。”但角色哪里比得上她人生的“宽”,“如戏”二字都远远不足以概括,顺流逆流一一趟过,她仍凭着一股冲劲向前。其中有自信,“什么都打不倒我”;其中也有害怕,“怕脱离了社会的节奏,思想落后”。她始终认定,自己最好的那部作品至今还未出现,它一直都会在未知的前方,像一个预言,也像一盏航灯。
惠英红
世上没有真正的怀才不遇
直到今天,每次新片开工的第一天,无论看起来多么淡定,惠英红心里仍会忐忑不安,甚至会紧张到流汗。“第一天会决定之后所有,第一场戏如果坏掉,后面再往下挪,这场戏的错就会特别明显。”有几次她懊恼到“觉得很糗”,大部队已经收工,也不好意思要求重拍,她当然有解救的办法,“我可以用上上下下的戏去平衡,让那场戏看起来是对的”,但这并非上策。“我是一个脸皮很薄的人,如果发挥得不好,多来几次NG 就会很受影响。”《血观音》在台湾开拍时,她已经很久没有用国语说过台词,“是有一点卡”,NG 到第三四条的时候,她的脾气就来了:“导演说不用(从头),从这里重来(就好),我说要要要,一定要。”
她知道每个机会的来之不易。获得2010 年的金像奖影后前的那几年,她复出不久,还辗转在电视剧中演N 号女配角。对,她曾是“香港最卖座的武打女星”,但在公众心里那已经是模糊的记忆;对,她曾是第一届金像奖的影后,但那是1982 年,整整二十八年前。
那次颁奖前,惠英红服了一点镇定剂。“那真是生死攸关的一个奖项。”她对自己的演技有信心,但得奖是否只能是一种热切而空泛的期待?许多朋友都想尽办法帮她造势,临近颁奖前的一个月里,她总计做了100 多个访问,最高峰的一天超过10 个,累且心焦,她一下瘦了近10 磅。“其实那时根本不敢想,但如果最后念出的不是我的名字,我才会真正放弃,大家都知道,如果拿到这个奖项,后面的路会好走很多。”之后,她以绝地反弹的姿态成为中国香港近十年来成绩最出色的女演员。可她从来都不敢有半丝懈怠,收工回家,她常常累到“整个人散掉”,但在现场,一定绷紧每一根神经。“任何情况下我都希望别人看到我松弛的样子,但里面不能松,一松就容易变得随便,人如果没有要求,出来的东西就是随便的。”
对自己喜欢的角色,她不会矜持。拿到《血观音》的大纲后,她打心眼里喜欢,对这部戏志在必得。虽然和导演见面时就约在公司底层的咖啡厅,可她却按照自己对角色的设想,完全以“棠夫人”的打扮和举止出现在导演面前。“平时我不会这样,但我知道我是他见的第六个演员,排在最后,而且他就快要离开香港,和我见面也不过是多出来几个小时,顺便塞满时间。”
导演杨雅喆在见了惠英红半小时后就拍了板,惠英红庆幸自己没有错过机会。“他觉得我就是棠夫人,可当天我完全没有告诉导演我在‘演’,开机第一天,他才知道那天见面时不是真正的我。”拍摄时,导演把表演空间完全交由惠英红掌控。“他说,我当天的态度和状态已经决定了一切。机会有时候就在你眼前,只是你看到还是看不到。”
努力并不一定有结果,她也曾苦苦争取却无力改变现实。武打片最盛行的时候,她曾尽力争取进入文艺片的阵营,却一再失败。“每天开工都在害怕,每天都在受伤,每天都在摔来摔去,一直摔了六年。以为差不多收工了,一听导演说还要拍两个小时,心里就开始发毛,再打过,还要拍?”她一直有危机感,担心有一天自己会打不动,有一天武打片会不再风行。“这些事情后来都发生了。我看得通,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许多机会就这样过去。我也不能任性,我和公司签了约,最初也是他们从街上捡回来的。”甚至有两部文艺片都已经开拍了一天,却还是被当时的老板叫停。“当时不卖钱的电影都要靠和我的武打片打包出售,老板不愿意放弃我卖钱的部分,和导演说不能用我。”
兜兜转转,惠英红用几十年的时间印证,她在任何一种电影类型都有出色的表演能力。“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怀才不遇,真的,机会就是留给最勤快的人。演员需要一个机会,不一定是担任主角,也不一定是拿奖,而是别人都能看到他心里的那团火。”
惠英红
我不会给你们看扁
去过人生的极高处和极低处,惠英红更害怕停滞和不变,只想超越和打倒昨天的自己。
她切身体会过“人情冷暖”。早年间刚出道时,虽然是女二号,场工却根本不张罗她的戏服,只是往一堆臭气熏天、胡乱堆放的衣服鞋子堆指一指,让她自己去找。那股恶臭深植在记忆深处,一提起,她还是忍不住拧起眉头:“那时我对自己说,千万不要给我红,我红了之后绝对不要这样。”离开影视圈五年再回来,今非昔比,虎落平阳,她还是被人刁难,赶着妆发准备出外景,化妆师却自顾自吃饭聊天,把她晾在一边。“在现场真的被打击到,我流了一个钟头的眼泪,但心里有火:总有一天你会看到我是什么样的演员。”
捧高踩低,又何止是娱乐圈。开美容院的那几年,她每月收入过上百万元,是这辈子最赚钱的时候,可就是有客人换完了衣服走到她面前,要求她亲自给自己换鞋,她照样微笑,面不改色地蹲下去。“他们知道你以前是个明星,故意这样。后来我回来拍戏,也是因为赚再多,那样的环境我还是不行。影视这个行业是我最有把握的,我不怕今天那么低,我知道自己的实力,只要给我一个机会。”
境况越难,她斗志越高:我不会给你们看扁。她庆幸自己是不服输不认命的性格,没有被种种遭遇磨平棱角,但要争那一口气,实力比决心更有力。她知道标准也有底气,刚复出的前两年,有对手演员为了掩饰自己的糟糕,叫她“不要演成那样”,甚至希望监制来说服她一起妥协。她不能容忍为了一时的一团和气而跌下及格线,何况当时她已无须靠这份工作糊口。“我为什么要迁就?我又不是他们的长工,我比他们都有钱。”她从小就见过生活血淋淋赤裸裸的那一面,表演是被逼出来的求生本能。小时候在夜总会跳舞,她已经学会用肢体语言和表情叙述故事。“我低头去摘一朵台上不存在的花,可我要演出那朵花有多香、我有多开心。”幼年在湾仔街头卖香烟也是表演的训练。“要哄客人买你的东西,要求别人买东西给你吃,都是要从你心里出来的东西。”
李翰祥导演是真正教会她演戏的人。“他说我并没有太多机会去表现,经验也不够,所以要求我看完整体的剧本,整理好想法,然后坐下来和他一起讨论。”李翰祥让她明白,电影一个半小时里呈现的故事只是人物一生的中间点,表演要有理有据,把人物的整体生命放进去。那些“看不见”的部分,都是惠英红表演的功课。“最好是用几天的时间改变自己,不要有‘惠英红’出现。只要喊‘开始’,你就已经是那个人,会很自然地根据她的性格去产生任何东西。”虽非科班出身,她的表演却更有生命力。“我不是已经写满了字的纸,没有固定的模式。”刘家良导演的几部作品让惠英红大红大紫,也教会了她最多的电影知识。每天拍摄结束后,刘家良都要求她去剪片。“他要我把所有NG 的镜头挑出来,所有镜头顺掉。
他叫我学摄影、学配音、学场记,因为我应该知道镜头怎么分。”那时的电影一个一个镜头拍,演员没有剧本,每天拿到的只有一张纸,不知道前因后果。“即使先拍第78 场戏,我也知道跳过的77 场该怎么连,怎么跳我都不会错。”
过去十年里,她出演过几十部电影和电视剧,但观众从来看不到她的“底”。“一个社会里有几十亿口人,有心去找,我就有能力去面对每个角色,赋予她新的东西。”最近她主演的电视剧《心冤》和《铁探》先后上映,虽然两个角色都是高级警督,却各自性格鲜明,毫无重叠。“这也显示了我的功力。我喜欢听别人真心的赞美,但不会因此而骄傲。假的奉承听起来虽然舒服,但不能相信,乐一乐就OK。”
惠英红
能接受和欣赏老去,就是你最大的武器
“我老了,电影圈不再需要我了。”惠英红也有过这样的担忧,“我不知道是抑郁症让我有了这种想法,还是因为这种想法导致了这种病。”决定重新出发的时候,她已经来不及害怕。“那时我已经浪费了五年的时间,没有时间和空间去面对‘30 多岁就是烂渣渣’之类的问题,我当时考虑的是以我现在这样的状态,花多少时间可以慢慢走到我想要的地步。”
放眼整个华语影视圈,在惠英红这样的年纪,还能接到一个个主角的剧本、一部部作品获奖,几乎是个奇迹。“我始终相信,有些事情你去做、去创造,总是会有结果的,拿不到100 分,至少也能争取到50 分。如果你自己已经完全放弃,就会慢慢失去一种气场,好的机会也绝对不会落到你身上,因为你脸上已经没有了自信。我惠英红不会让它发生。”
谁都躲不过低潮期,都以为当时当刻孤身承担着独一份的压力和绝望,不知何时能走到隧道尽头。亲身挣扎过,惠英红知道如何看到光:“你可以骗到任何人,但你骗不到自己,你最清楚自己的想法,也最明白自己的能力,只是你愿不愿意把它拿出来。”她给后辈一句忠告:无论何时,都不要丢掉善良的心地。
“我以前没有伤害过任何人,帮别人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目的,所以我掉下去的时候,所有那些被我帮助过的人都愿意帮我。”
惠英红
这些年来,她一直在身体力行扶持新人。《翠丝》的片方和她谈完角色后,为难地说没什么钱。“我说包个红包就行。很多新导演的制作都没什么资金,全部用新人会亏到很惨,如果我们能够参与,对他们至少是一种保证。”一年支持一两部新电影,她觉得最坏的结果不过是没赚到钱。“但我可以在其他的地方赚,对不对?两部电影可能就会出现两个人才,不说奖项,可能也会为我带来一些好的形象。很多大片不会把你放在艺术家的位置上,有时也想挑一些这样的剧本去满足自己。”
她给自己在《幸运是我》的表现打101 分,可始终有些遗憾,如果当初可以再增加一些投资,一切都会更好。“能做到现在这样的效果已经很不容易。公司本来也不指望它能盈利,现在也常常用这部电影为老人院筹款,亏掉的几百万元,相比之下就无所谓。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帮助阿兹海默病的病人,电影上映和得奖后,许多机构都投放了资源,这是让我感到骄傲的结果。”
娱乐圈的变化比更大范围的社会更为敏感和激烈,她不怕时代的后浪翻涌奔腾。“我常常提醒自己,不要站着,不然别人往前走就等于你在退步。你要打开眼界,看到正在发生的那些事情背后的意义。”能够变老,她觉得是一种幸运。“松弛的皮肤是我的人生经验,是我最好的宝藏,是我人生的美丽。能接受和欣赏老去,就是你最大的武器。”